近日，国际电信联盟（ITU）官网显示：2025年12月，我国向ITU递交了新增约20.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覆盖14个星座。其中，无线电频谱开发利用和技术创新研究院申报的 CTC‑1 与 CTC‑2 两大星座，各自申请 96,714 颗卫星，合计 193,428 颗，占本次总申报量的九成以上；其余部分则来自中国星网、中国移动、垣信卫星等单位。
这一庞大的卫星频轨申请规模，意味着未来几年我国在低轨卫星和商业航天领域，可能会迎来一次真正的产业级起飞。
一、20 万颗卫星申请意味着什么？
通信卫星要实现长期稳定运行和全球覆盖，离不开对无线电频谱和卫星轨道这两类稀缺资源的统一规划和严格管理。作为联合国负责信息通信技术的专门机构，ITU 以《无线电规则》为核心，构建起一整套全球治理体系，围绕“公平高效、先申报先协调先登记、无有害干扰”三大原则，对卫星频谱与轨道的分配、申报登记、事中监管和干扰处置做出详细规定，成为全球卫星产业有序发展的制度基础。
从本质上讲，卫星频谱与轨道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国际通行做法基本遵循“先到先得”，谁先按照规则完成申报、协调与登记，谁就能在后续部署中占据先机。随着近年低轨宽带、卫星互联网等应用的兴起，各国纷纷加码星座计划，卫星频轨资源的竞争逐渐白热化。
1. 频谱分配：按业务类型和方向精细切割
ITU 在频谱层面会根据卫星业务类型划分专用频段，例如：
固定卫星业务（FSS）
移动卫星业务（MSS）
广播卫星业务（BSS）
并在 C、Ku、Ka、Q、V 等不同频段中，再明确“地‑空”“空‑地”“空‑空”等传输方向，以最大限度减小系统间的相互干扰。
分配方式上，大致分两类：
规划法：主要针对部分广播卫星业务（BSS）频段，ITU 事先按地区与业务类型统一规划，简化后续的使用程序；
协调法：适用于大多数卫星频段，运营方需按规则向 ITU 提交卫星网络（星座）资料，再与可能受影响的国家或系统进行技术协调，以争取频谱使用权，更适合不同运营商的差异化需求。
2. 轨道协调：GEO 强管控，NGSO 重参数与干扰管理
在轨道方面，ITU 针对不同轨道类型采用差异化做法：
地球静止轨道（GEO）
GEO 轨道资源高度集中在赤道上空，且轨位有限，是协调重点。ITU 通过国际频率登记总表（MIFR）对“轨位—频率”进行登记和绑定，同时要求相邻卫星保持一定经度间隔（如 2°、1°或 0.5°），以保证邻近系统之间的隔离度。
非静止轨道（NGSO，包括 LEO、MEO）
NGSO 不再分配具体“固定轨位”，而是通过对星座的轨道高度、轨道倾角、升交点赤经，以及频率使用方案等参数进行协调，重点解决星座之间以及星座与 GEO 系统之间的干扰问题，为低轨巨型星座的大规模组网留出空间。
3. 防“圈地不建设”：里程碑约束与核减机制
为防止“只申报不建设、只圈地不使用”的情况，ITU 对卫星系统设定了明确的时间表约束。
对 GEO 卫星：
规则要求卫星自启用日期起 7 年内必须完成发射并投入实际使用，否则频轨使用权将面临失效风险，同时卫星在轨期间还要持续符合轨位和频率使用要求。
对 Ku、Ka、Q、V 等频段的 NGSO 巨型星座：
WRC‑19 第 35 号决议规定了硬性部署里程碑，以系统申报时间
�
T 为起点：
�
+
2
T+2 年：完成申报总规模的 10%
�
+
5
T+5 年：完成 50%
�
+
7
T+7 年：完成 100%
若未达标，ITU 将按比例削减其已获频轨资源，确保资源与实际部署挂钩。
针对我国此次 20 万颗以上卫星网络的申报，国家无线电频谱管理中心在 1 月 11 日回应称：相关卫星网络资料申报属于履行国际程序的例行操作，应理性看待。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申报了规模在 10 万颗以上的卫星网络，这一趋势本身也在推动全球频轨资源竞争进一步升级。
结合 ITU 的时间规则来看，这批频轨一旦被正式“启用”，未来 7 年左右就需要完成对应规模的部署。如此体量的发射任务，离不开可回收火箭带来的成本和运力优势。
一个典型参照是 SpaceX：
其在 2018 年获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授权部署 4,425 颗 Ku/Ka 波段星链卫星，最后部署期限是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结果在 12 月 29 至 31 日，SpaceX 连续三天实施三次发射，赶在截止日前完成既定部署节奏。
我国方面，去年底已完成朱雀三号和长征十二号甲两型可回收火箭的首飞并成功入轨，虽然尚未实现一级回收，但已为后续可回收火箭的常态化商业发射打下基础。未来若要在约 7 年内消化数十万颗卫星的发射任务，可回收火箭的大规模成熟应用几乎是必选项。
二、低轨卫星产业链加速成型，哪些环节最受益？
当全球低轨通信星座的竞争走向白热化，中国正在通过星网计划与商业航天“双轮驱动”，快速构建自主可控的低轨通信卫星产业链。从关键元器件国产替代到整星批量制造，从火箭发射到地面终端铺开，再到应用场景落地，产业链上下游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和规模化。
1. 上游：卫星制造与核心元器件
目前国内卫星制造整体呈现“国家队主导 + 民企协同”的格局。
国家队平台
中国卫星作为国内唯一的上市卫星总装平台，已承接 GW 星座超过 50% 的整星研制任务，累计订单规模超过 300 亿元，预计到 2026 年将交付 540–720 颗卫星，具备规模化生产与交付能力。
民营与地方力量
吉利在浙江台州布局的卫星超级工厂，目前年产能约 500 颗卫星；海南卫星超级工厂计划在 2026 年 6 月投产，年产能有望提升至 1000 颗。
银河航天主攻 1000kg 级中型通信卫星，其南通卫星智慧工厂已具备年产 100–150 颗卫星的能力。
随着大规模星座进入实施期，卫星平台、载荷、星上数字处理、星间链路、宇航级芯片与元器件等环节，都将受益于下游订单的持续释放。
2. 中游：运载火箭与地面基础设施
中游环节的核心，是“上天”和“落地”两个方向：
（1）火箭发射：国家队与民营并进
在运载火箭方面，同样是国家队与民营企业协同发展：
国家队主线
航天电子作为航天科技集团的重要配套单位，为长征系列火箭提供超过 90% 的控制系统和测发控设备，同时深度参与快舟、捷龙等商业火箭项目，随着发射频次提升，相关配套需求同步增长。
民营火箭公司
民营企业整体尚未上市，但发展节奏十分紧凑。蓝箭航天等公司已经与中国星网、垣信卫星达成商业发射服务合作；天兵动力、星河动力、星际荣耀、东方空间等企业也相继完成多次商业任务。
展望 2026 年，蓝箭、天兵、箭元科技等公司都规划了可回收火箭的飞行试验或商业首飞。谁能率先在可回收技术上取得稳定成功，谁就有望在下一轮低轨卫星发射浪潮中掌握更高的话语权。
（2）地面站与关口站设备
地面设备是卫星系统与用户之间的关键“接口”，包括地面站、网关站、用户终端等。
中国卫通凭借在高轨通信卫星运营上的长期积累，垄断国内绝大部分 GEO 通信卫星资源，同时深度参与低轨星座地面站的建设，旗下“天通一号”系列已在应急通信、海洋通信等领域形成规模化应用。
北斗星通依托芯片、板卡、终端的完整产业链布局，在高精度定位市场占据领先位置，受益于北斗三号完成全球组网后的应用扩张。
海格通信在军用通信领域基础扎实，其卫星通信终端和地面站设备，能够较好适配低轨通信星座对快速、抗干扰与移动场景的需求。
在终端商业化方面：
信维通信已为多家国际主流星座提供地面站用连接器等关键部件，2025 年出货量已超过 600 万站套；
盟升电子成功中标中国星网低轨星座的应用端设备采购，标志着国产地面终端设备已经具备大批量供应能力。
3. 下游：运营服务与应用生态
在星座建成之后，真正释放商业价值的，是下游的运营与应用服务。
通信与互联网服务
中国卫通依托其高轨资源和既有客户基础，向低轨卫星通信延伸，将有望在“高低轨融合”的广域通信网络中占据优势。
上海瀚讯以民营身份深耕低轨物联网星座运营，在应急通信、工业物联等细分领域形成了一定的壁垒。
遥感与地理信息服务
中科星图、超图软件、四维图新等企业在遥感数据处理、地图服务、时空大数据平台方面已有成熟产品体系。随着低轨遥感星座的扩容和重访周期的缩短，高分辨率、多源异构数据的需求会快速增加，这类企业将直接受益。
三、小结：或将迎来“七年部署周期”，2026 年有望成为产业拐点
综合来看，此次我国一次性申报超过 20 万颗卫星频轨资源，很可能对应的是面向未来 7 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大规模星座布局计划。一旦正式进入启用阶段，根据 ITU 的里程碑要求，相关星座需要在既定时间内完成 10%、50%、100% 的逐步部署，这将为国内商业航天和卫星通信产业链带来持续、可预期的建设需求。
围绕低轨卫星的这轮新周期，将重点带动以下方向：
整星设计与批量制造产能的扩张
可回收火箭与高频次发射服务
宇航级芯片与关键元器件国产替代
地面站与用户终端规模化部署
通信、遥感、导航融合应用的加速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