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在经历了9.3阅兵西方国家元首集体缺席，网络安全问题上的相互指责，中国南海造岛风波，美国对于亚
投行建设的阻挠，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轮番攻击中国等问题之后，习大大走上了访美之旅。
有人称此次访问为“迎难而上”，这也折射出中美关系的复杂。
一
中美关系之所以错综复杂，除了外交策略的原因，至少还有两方面因素。
一是美国对中国恐惧过了头。美国本以为中国抗议无非“嗓门大，吓不了人”，中国军事要赶上美国至
少还有1-2个年代，却没料到9.3阅兵展示的战略武器个个是针对美国重要武器的“杀手锏”，更遑论阅
兵尚未露面的新型战略核武器和新一代隐形战机等高端武器。
这让美国很震惊，也很顾忌——就在美国退出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的泥潭实施全球军力收缩时，中
国军力却闷声上台阶——中国已然有能力在西太平洋地区反制美国的军事威慑，至少美国不能再如过去
那样，作为西太平洋地区唯一的超级军事力量存在。虽然还带着些许怀疑（如挑剔中国的隐形战斗机发
动机技术跟不上、反航母导弹战力有待检验等），但测不准中国军事实力这潭水有多深，无疑让美国“
不寒而栗”。
二是美国对自身危机的恐惧。脆弱的金融体系、庞大的帝国债务以及两场战争后全世界跟着遭殃的烂摊
子（ISIS崛起和中东难民危机），无情击打着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品牌”公信力，对“美国
例外论”的质疑在加大，这让美国在对中国的战略试探中难免底气不足。
二
很多国内外学者喜欢从历史的镜子中寻找对于今天的解释，推演出世界的战争与和平往往掌握在两个超
级大国的手中，冷战时代是苏美，如今是中美。
苏美争霸时期，世界是彼此孤立的，东西方阵营公开为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甚至将核导弹对准彼此
，以相互核毁灭保持体系稳定。
以此类推，随着一两个年代后中美国力不对称性基本消除，以传统国力为标准的均等化时间来临，中美
也不是没有彻底摊牌、两虎相争的可能性。因为双方并驾齐驱之时，往往也是最危险的阶段。
一个要卫冕，一个要夺冠；一个要挑战，一个要迎战；领先的美国会焦躁，赶超的中国也会焦躁；一来
二去，本就缺少战略互信的双方就容易妖魔化对方，战略误读会加大，以致擦枪走火，重走美苏争霸老
路。
三
但这种今昔类比分析的缺陷在于，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点。如今的美国已不再是当年国运鼎盛时
期独步天下的美国，而是正走向帝国“偶像的黄昏”，国力的相对衰弱让美国“想打谁就打谁”的脾气
变小了。
如今的中国也远非当年的苏联可比，后者在僵化的体制、穷得叮当响的经济底子以及极权主义的荼毒下
，堡垒从内部攻破，对美国的威胁不过是昙花一现。
而今的中国经济成就空前，经过30年的摸石头之后，已摸出了国家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模式”，相比
于社会福利+工业经济的“德国模式”、以及经典地受制于市场经济版本升级自然过程的“美国模式”，
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此外，中国有着数千年儒家文化的积淀，中庸之道深入骨髓，虽则每当国际关系中那些友好项目变成烂
尾楼之后，总会有民族主义跳出来主动接盘，但在国策战略的选择上，基本仍以中庸保守、谨慎稳健为
主流。
当今的世界政经体系也非冷战时期那种“针尖对麦芒”的两大阵营极端对抗，而是在全球化、信息化下
的相互依存和融合，中美双方都是亚太经合组织、G20等重要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国身边也不存在当年被
苏联把持的那样的卫星国。
鉴此，中国的战略智慧无疑要高于前苏联，与同样具有高超战略智慧的美国旗鼓相当，这也是中美避免
重蹈美苏争霸覆辙的基本前提之一。
四
进一步地，中美格局远非当年美苏争霸时政冷经冷、彼此孤立的状态，而是在众多领域有交集与“共同
利益”。
金融领域，中国的2.4万亿美元外储已成为美国国债市场的顶梁柱，美元储备占全球的比例接近1/3。
在经济贸易领域，中美两国已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
，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反恐领域，“9·11事件”是新世纪初擂响的美国治理世界模式的暮鼓，单枪匹马十年反恐的结果是，打
出了一个更加反美的阿拉伯世界,而恐怖主义的全球化蔓延趋势，无疑对中美联手反恐有着内在诉求。
环保领域，同样的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与消费模式，促使中美只能共同寻求从高碳转向低碳的路径等。
当然，除了合作领域，中美也有不少竞争领域。如南海问题，中国要建岛，美国要遏制；全球治理体系
方面，美国要垄断金字塔顶层，中国也想占一席之地，而体系格局是有限的，这就构成了中美争夺的悖
论；价值体系层面，美国要向全球输入美式价值观作为统驭世界的软实力，但中国模式的在国内的成功
，又必然会带来中国式价值观依托于中国经济实力对全球的渗透，双方难免狭路相逢等。
总之，中美关系前所未有的复杂，并非传统帝国的零和博弈，而是既竞争又合作；换言之，竞合而非竞
争，非敌非友，将是今后一段时期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
五
此外，全球化的程度无疑决定着中美间的合作度。显见的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以前所
未有的广度与深度，将所有国家裹挟其中，而引发金融危机的本质原因，即“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模
式，便是全球化的产物。
如今，以危机为拐点的全球化虽正趋于退潮，但中长期来看全球化仍是不可逆；这意味着中美合作的广
度与深度只会进一步拓宽、加深，而非人为意志可以逆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将是大势所趋。
此外，新一轮全球化中，创新能力无疑是影响中美谁将最终胜出的关键变量。总体上，中美创新各有特
点，各有侧重。
中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特征，有很强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能力；但缺陷在于，急功近利，缺乏
远见卓识，思维僵化，创造性思维发展受阻，对失败宽容不够的功利性社会文化等。
相比之下，美国有战略眼光，实验室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多，系统集成能力强，美国文化更能宽恕失败
，接纳不确定性；但弊端是，过度金融化与产业空心化，使最聪明的美国人都扎堆在华尔街，远离了实
验室创新，原创能力下降。
双方若能扬长避短，未来或将在不同的创新层面各领风骚，如中国成为制度与组织创新领域的领跑者，
而美国则是在原创型创新方面独大。
六
对于中美关系，美国名人的解读颇多。如基辛格认为，中国无法和平崛起，它有可能如百年前的德国一
样，国内民主最终被沙文主义倾向所利用，导致帝国的杀戮；中美既无法主宰对方，又要在关键问题上
合作。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中国的人均收入要到几十年后才能赶上美国，故不必对中国崛起过于恐
惧，反倒要小心恐惧本身的危害。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中美要避免由相互对抗加剧所导致的伤害，应搞好建设性的伙
伴关系等。
这些观点虽在中美合作上存在共识，但多从历史照亮未来的视角，或是传统帝国竞争的立场来阐述；且
本质上仍是美国主流价值的维护者。
七
然而，站在用未来引领今天的角度，关键看下一个十年谁更有精力和实力于国际事务，世界真正的新变
化不在帝国间的排序，而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如跨企巨头、互联网、金融和非政府组织等国家之外第
三方的崛起。
未来十年，随着G7、G20等国家影响力减弱，中国GDP终将超过美国，没有“老大”的时代即将开启，世
界处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期，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与多边主义的兴起共存；各种第三方组织将如雨后春
笋，从而成为国际政治多元化走势的主要推手，换言之，无论G20、G2还是G0都不代表未来。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对于如何适应多元化的未来世界，当下的美国是无奈的，未来的中国则
将承受诱惑。而是否拥有深刻长远的历史眼光，能否恪守中庸守拙的战略智慧，或是中国届时能否驾驭
成功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