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显的“不彻底性”，在我看来是70后这代人，与前面的60后和后面的80后最大的区别。因为我们是被拦腰打断的一代人，经历过一场残酷的成人礼。那种感觉就好像你满怀热情去做一件好事，结果迎头一瓢冷水泼下来，让你必须停下来反思，现实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其实这种反思来得早了些。就现在的社会状况而言，可能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背景，大学毕业后便谈不上有什么选择。机缘巧合从事了某种职业，就是为养家糊口而奋斗。可能到35岁以后，谋生的压力不那么大了，才谈得上反思生活的价值：这种活法是不是你想要的，是不是和你最初的梦想一致？
我和我的同龄人们，在面对冷冰冰的社会时，最初大家都很抗拒，后来发现这个东西你抗拒不了，它比你的理想强大得多。我本科毕业那年开始有企业去北大招聘，第一次出现人山人海的景象。你猜是去哪家公司？宝洁。北大毕业生们蜂拥着把简历投向一家“卖洗发水的公司”，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不可想像的。以前大家最尊重的是意见领袖，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到20世纪90年代完全变了，能赚钱的才是英雄。我当时还在想，宝洁这种地方有什么可去的，去那儿就是为了挣钱，这种人生有价值吗？
可很多人已经不这么想了。20世纪9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择业面很窄，几乎所有的国家机关都不招人，只能去企业。我印象深刻的是，读研以后，有个去宝洁的同学回来跟我们吃饭，说你们这些还念书的家伙臭拽什么啊，我一条万宝路拍出来，就能把你们的理想彻底拍碎。
同学之间都很熟，说话毫无顾忌，其实他说的没错。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已经变了。我们在学校里，会写诗的男生最受欢迎，等到走出校门，都要重新适应这个社会。我记得当时还有个电影叫《混在北京》，张国立演的，讲在北京奋斗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很清贫，但是仍然在坚持。在社会面前显得很脆弱的一群人，就像张国立演的那个忠厚的中年知识分子，他很看不惯人情淡薄。片子里有个情节是张国立在街上斥责一个流氓，结果被流氓按在地上，一拳一拳往脸上打。摄影机镜头就在张国立脸的位置，对着流氓的拳头拍，我们好几个同学一块儿去看的这个电影，大家都觉得，这个拳头是打在自己脸上的。
“不彻底”就是你很难再全身心投入去做什么事，总觉得这事可能中途会被打断。大部分人都妥协了，妥协也有很多种情况：有的是还坚持自己的想法，但前提是先把生活过好，用现实主义包裹理想主义；还有的人妥协，就是彻底妥协，觉得理想都是扯淡，只有去当庞大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才有前途。我们稍微宏观点看，从1978年改革到现在三十多年，其实是中国社会彻底世俗化的过程，而且非常急速。比我们年长的50后和60后，他们经历过“文革”，他们的青年时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张扬，遭受的冲击可能比我们还要大。但是人在青年时代的成人礼很重要，对他们来说，不论经历怎样，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个人的宏伟理想是已经形成的，而我们没有，我们是不彻底的理想主义。
70后夹在中间很难受
先要挣钱，再来实现理想—我们这代人投身商海，最初都是用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挣脱体制的束缚，想要在企业里获得自由，挣钱的欲望倒不那么强烈了。现在这些70后基本已经衣食无忧，虽然不能说功成名就，但大部分已经是各个行业的中坚力量。
要说挣到钱以后，还会想起当年改变世界的理想吗？有一小部分人会。我有个朋友是律师，他毕业之后就跑到贵州、广西一带做律师，挣钱很多，生活很有品位，应该说这样的人通常不会对社会有什么不满情绪，连他自己都觉得，已经彻底忘了年轻时代的梦。
但是有一天，他跟朋友在外边打麻将，一帮人打到无聊的时候，他闲着没事就上网乱看，偶然看到了余世存写的一篇文章，大概是写底层民众的无助状况。他突然就愤怒了，一下子觉得，隐藏在自己心里的什么东西被点着了。他就又跑到北京来，开始做维权的工作。
像他这样的人，挣到钱之后会想要去帮助其他人，在我认识的同龄人里算是少数派。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了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做职业经理人就尽量职业化，把事情做好，虽然打心眼里并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们已经默认，人生就是这样，生活的意义可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有些人可能一边在做商业的事情，一边跑去世界各地旅游，到处寻找，或者最后就有了宗教信仰。你可以说他们很分裂，即便追逐理想，他们也不太可能完全放弃手里现有的一切，那样的话他的生命会变得很轻，不能承受之轻。
但是70后也还没有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保守力量，50后和60后还在掌控整个社会的资源调配。可能商业领域会好一点，但在学术界，70后受到的挤压非常明显，他们需要更大的舞台但一直没有获得，紧接着80后就出来了，更年轻能干的一代人，把70后夹在中间很难受。
无论在房地产这样的传统行业，还是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产业，真正在做事情的还是70后，但他们不能制定规则，不能分配资源，也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世界。他们是中国承上启下的一代，不仅接受现实，还在寻求新秩序的建立，这样的人越多，社会可能越会稳定地进步，大家都能和谐共存。
相对而言，50后和60后老想着“我打下江山，就该我制定规则。”打江山的时候就是野蛮生长，无所不用其极，制定规则也是只要自己活下去，想方设法干掉别人。这种竞争状态，在市场秩序还没有健全的时代，确实促成了经济的飞速增长，但很多问题会慢慢显现出来。
比方说，很多企业家都试图和政府官员走得近一些，不然你随便去政府部门办点什么事，一个小科长就可能刁难你。这是市场中的灰色地带，有权力寻租的空间，很多人做企业都默认这样一种潜规则，通过贿赂也好，人情关系也好，利用体制来做一些事情。那么50后和60后的人，很容易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服自己：大家都是朋友，要讲义气，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这很正常。但是70后往往会纠结：坚持原则的话，企业可能就做不下去；妥协的话，内心又不能原谅自己。我那些做企业的朋友见面都有很多牢骚，确实不喜欢这种市场环境，但该送礼还是会去送。随着年纪渐大，我们多少会认同父辈的一些观念，发现很多人情世故自有其道理和价值，但我们不大会被说服，这种代际差别还是挺明显的。
我个人经历中有好几次这样的事，大家本来志同道合，准备一起做事，50后和60后提供资源，让70后来操盘执行。结果总是捏合不到一块儿，后来都分道扬镳了。具体的原因很多，但我分析根本的还是观念问题。比如对于财富的认识，可能50后和60后的人会很复杂，一面说大家一起创业，谁都不要计较钱的问题；另一面到必要的时候，他可以把所有的钱都拿走，下手很黑。对于70后来讲就没法接受，我们希望彼此的利益事先就讲清楚。当然一起创业总会有情感的因素在里头，最后因为钱财闹崩，分手分得很难看。
最近我关注一个新闻，就是张伟平和张艺谋掰了，有报道说他俩合作就连合同都不签，完全凭交情办事，最后分手可能也跟钱有关。张艺谋是1950年的，张伟平是1958年，对他俩来说可能就觉得签合同这事有点生分了，兄弟之间谈钱多伤感情啊。但是按照商业规则，这样的合作是不牢靠的，空口无凭。本来只是钱的事儿，搞到最后感情也伤了，事情也做败了。
占有财富并不快乐
70后现在大概在四十岁左右，所谓“中年危机”在这代人身上可能尤为深刻。你会觉得从事的职业不符合内心的理想，但又不愿意另起炉灶去创业，这里不是成功困难与否的问题，而是你很难说服自己相信“新的事业更有意义”。
如果说创业的环境，现在比起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能差了很多。那时候市场规则不够完善，竞争也没有这么激烈，最重要的是垄断没有这么严重。在商品经济发展初期，都是民营资本上去探路，国有资本还在观望，现在观望结束了，也就意味着机会大大减少。中国式商业规则的建立是漫长的过程，以一代又一代人的牺牲为代价，人与人的平等观念和对契约精神的遵守，就是这样慢慢形成的。虽然现在大家看到国企很强势，政府更不用说，但我那些“下海”的同学们，倒是很少有想走回体制内“围城”里去的，因为渴望自由，没有人后悔当年的抉择。
放眼国外，这一代人在做什么呢？我们知道有些老外很潇洒，可能他喜欢中国的长城，就跑到北京来住上两年，天天到城墙上趴着。他们的后顾之忧没有我们这么多，很让人羡慕。可是在欧美国家的主流社会里，这样的人其实也不太多，你看好莱坞的电影里头，美国人每天发愁的事也很多，好像明天就要世界末日一样。在商业秩序健全的社会里，可能放弃工作和家庭爬两年长城没什么问题，但你要是一辈子这样生活，某个时刻也会遭遇危机，也会怀疑自己。
有些企业家完成资本积累以后，选择去做慈善事业，这当然很好，问题在于他们内心的驱动力是什么？你看比尔?盖茨、洛克菲勒这些人，其实都是很冷酷的商人，但他们做了很多慈善，我相信他们是发自内心地认为，做慈善是和做生意同样伟大、有成就感的事业。这跟他们的宗教观念和法律制度都有关系，他们并不把占有财富当成快乐。但中国企业家恐怕情况要复杂得多，在中国有钱不仅意味着更多责任，还多多少少让人联想到罪恶，中国的“仇富”心理是有深远传统的。我们常说现在的中国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差不多，混乱无序，遍地是金钱，到处都有商业奇迹发生，但还是缺少阳刚之气，缺少一种把金钱袒露在阳光下的信心。
所以你说70后要怎样才能不纠结？我想“不纠结”的物种大概是不存在的，这与年龄和职业关系不大，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纠结。等到一代人退出历史舞台，他们的纠结随风而去，新一代人又会有新的纠结。无论如何，商业本身有其运转规律，世界总会越来越好—如果大家都能坐下来好好谈谈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