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人比较喜欢用“精神”或“态度”去度量人，于是弄出来些个外表激烈但内在却真不咋地的伪劣“正经人”。
如今的不少人喜欢用“圈子”和“人脉”去估摸人，整得来一些内在还真不咋地的一时得势之人，除了颐指气使地炫耀作秀之外，几乎就很难发现有多少“正型”。
社会上，很少有注重用对人格状况的剖析去揣摩人的。而这恰恰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情商”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涵。
其实，如今早已是注重科学而非听任含糊其辞的年代了。
估摸与区分一个人的“好”、“坏”，着重该看其人格而非其他。
综观各类“人种”，人格状况不好的人，怎么都“好”不到哪儿去，想让他（她）维持“良知”都很难！人格状况不错的人，“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伤天害理的事儿不会去沾边儿。
故，偶非常赞赏与在意一位专家提出的“人物人格剖析法”。
人无完人，“完人”不是人；自诩“完人”的很可能是兽。
这就如同这世上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事物一样。每个人的人格，都可能存在程度不同的缺陷。
“人格障碍”自然就不屑去赘述它了。如此人等，等于是患上了人格变异的“病”。
而“人格缺陷”，则是介于正常人格与人格障碍之间的一种“临界”状态（偶以为亦可以称其为“亚人格”）。它所显示出的是，一个人的人格，如不自觉自制，就会朝向“病态”发展的趋势性。抑或说，已经出现了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轻度人格障碍。
而人的“性质”区别，不在毫无“缺陷”，而重在这“缺陷”是否具有“致命”的发展趋向。
最常见的“人格缺陷”有自卑、冷漠、依赖、多疑，或者自负、孤傲、偏执、强迫等；有的，甚至会出现嫉恨、敌视、暴躁、冲动、仇视、破坏、伤害等等。
这些不健康的心理因素，不仅会影响一个人的个体正常活动的效率，也会妨碍其正常的人际关系；进而可能会对自我所涉及的社会生活产生明显的不良影响。
就拿“三国传奇人物”诸葛亮来说吧？其授命于“三顾茅庐”，辅佐刘备借荆州、占益州、西入巴蜀、连吴抗曹，终于在“赤壁一战”，使“三国鼎立”的政治格局得以成形。
诸葛亮的能力，在于其“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同时也在对刘备及刘备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伟绩卓著。
然诸葛亮也是带有“人格缺陷”的（见那位专家的剖析）。
诸葛亮的“人格缺陷”是什么？显而易见，是他一生都在“追求完美”。显然，它是这位历史传奇英雄人物的个人人生的一大败笔——抑或说是“美中不足”。
古今广为赞誉传诵的《隆中对》，恰是诸葛亮内在过于在意“报答知遇之恩”乃至“追求完美”的人格缺陷的袒露与昭示。
专家对此的剖析合情合理：
“六出祁山，讨伐魏国；军政管理，事无巨细；连年北伐，穷兵黩武；朝中事情，不分大小，事必躬亲……恰恰因为他过分追求完美，导致军政管理上的诸多失误，使得蜀国实力衰弱，刘备克复中原的梦想终成泡影。蜀国之兴亡，可以说‘成也孔明，败也孔明’。”
追求完美的人的“人格缺陷”，重在其“本性注意细节，务求完美”与“自以为才智超群，不信任与小瞧他人”等等方面。
这在诸葛亮大权独揽、事必躬亲、不舍放权、凡事必会一竿子插到底的性格特征上，表现得十分突出。
然人毕竟是人而不是神。最终终因身心不堪重负，“夙夜忧叹、身心疲惫，过早退出了历史舞台”；同时这“也令蜀国后期缺明主、乏能将、国力衰微”，逐步走入了衰亡……
相比之下，司马懿倒是个蛮懂得些心理知识的人？
他自明计谋不如孔明，但又深谙孔明的心理存在问题，故其关注去窥探和掌握的有关诸葛亮的“情报”，并不是用心于诸葛亮的摆兵布阵乃至战略意图，而是集中在了诸葛亮的“寝食”状况上——
“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食不至数升。’宣王（司马懿）曰，‘亮将死矣。’”
至于“‘完美’人格缺陷”者内在所隐含的“小肚鸡肠”，在诸葛亮的身上或多或少地也有体现。
其典型案例，便是他因心理“移情”（由嫉恨的“转移”形成的对类似情状的“偏见”甚至“攻击”），而屡次三番地刻意排斥打击良将魏延，并最终设计出了置魏延于死地的“‘反骨’冤案”……眼下，它已成为众多史学研究人士的共识与遗憾。
“金无足赤”是个客观实在。故这个客观实在证明，“完美”其实并不完美；不少的“完美”，实为“缺陷”。
有学者曾将“完美主义”的“心理病理”现象，乃至其典型的病理特征总结为六类：
“抑郁；社交焦虑与社交恐怖；人格障碍；强迫症；进食障碍；身心障碍”……结果都是不太好的。
其实，不那么“完”的人，才可谓“真人”。这个不“完”，只要没有与“伤人”、“自伤”或“害群”相互粘连，他（她）就算是个相对的“完人”。
如此相对“完人”，在生活中通常都会显得平常、自然、恬静、淡然和真实。而那些但凡是在心理上一味刻意在追求“完美”的人，理应注意自觉进行调节。
魏延屈死因“移情”？
“头有反骨，必将诛之”——诸葛亮原创的这个“反骨”说，已经成了历代社会主动对人进行伤害或攻击的一种“口实”。
现代语言里的所谓“反骨”，大致是“反叛”、“背叛”、“不同道”、“不入流”的意思。但只可惜的是，它通常都生成于主观揣测、并没太多事实依据的基础之上——说白了，是无法可依的。
而今一提到“反骨”二字，无人不即会想起《三国》中的“魏延”。很年轻的时候就认为《三国》（尤其是诸葛亮）被写得很“神”，这涉及“魏延”的“反骨案”就是一例。
不过也只将它当做“神话”去看。心里寻思，“那诸葛亮再怎么会‘算’，也不可能具有‘透视心’的特异功能啊？咋就知道魏延‘长了一幅反骨’呢？
难道就因为“‘魏兵至矣！’延脚步急，竟将主灯扑灭。孔明弃剑而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魏延惶恐，伏地请罪；姜维忿怒，拔剑欲杀魏延”，诸葛亮便生出了“反骨”之心？随后“唤（杨仪）至榻前，授与一锦囊，密嘱曰：‘我死，魏延必反；待其反时，汝与临阵，方开此囊。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也’……”（见《三国演义》第一百四回：陨大星汉丞相归天，见木像魏都督丧胆）
确实，在《三国志·魏延传》中，对魏延的描写明显就与《三国演义》存在着很大的偏差。
《三国志·魏延传》中的魏延，不仅跌宕一生、有勇有谋、善战无敌，无论在战术还是战略上都很有见地；而且“是个赤胆忠心的臣子，也是有据可查的……”难怪有专家曾认为，“魏延谋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合逻辑’”。
哈哈，这“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类明显不在法理（也不依法理）的捕风捉影“口实”，古往今来不知陷害了多少仁人志士啊！
读到过一位博士就“认知障碍”对魏延屈死的一段论述：
“魏延早年追随刘备，出生入死，后来效力于诸葛亮，南征北战。在讨贼兴汉这件事上，恐怕没有谁敢说比魏延更坚决”；
“在他听到诸葛亮死讯之时，还坚称‘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甚至到他临死前仍然在大骂曹贼”；
“诸葛亮对魏延的确大有偏见”；
“《三国志》里说：‘本指如此，不便背叛。’即魏延本意就是这个（杀杨仪），他不是谋反”；
“用心理学的话说，一个有勇有谋的爱国将领，做出乱国之举，是一种情绪化的非理性行为。而魏延的不良情绪，多半是由诸葛亮对他的贬用导致的……”
现代众多的三国史爱好者都认为：“（诸葛亮）设计杀魏延一说是可以获得心理分析支持的——所谓偏见，就是说实际的魏延并不像诸葛亮心目中那么不堪”。
何谓“移情”？“心理学中的‘移情’，指将个人对生命中某个重要人物、事件或环境的爱与恨，射到他人他事的心理表现。主要表现为：无缘无故地喜爱或仇视某个人物、事件、地点、东西或环境等。”
现实社会最突出最典型的，当属不少人对“宠物”的莫名其妙的“专情”与“宠爱”。只不过，它是“心理问题”的一种典型反映。
诸葛亮为何会对魏延产生出最终能要魏延的命的“移情”心理？
综合各类分析发现，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桃园三结义”中一份子的关羽，居功自傲屡屡犯忌、捅了些大漏子，然因有刘备的袒护，诸葛亮对其毫无办法惩治，后来这“气”，全然转移到了与关羽性情很有些相似的魏延的身上——收拾魏延轻而易举；二是如同“呵护”关羽一样，刘备也非常崇信魏延，如此便激起了诸葛亮内心中的嫉恨。
其实，“专权”这东东历来都挺害人。任何一个为人们所景仰崇敬的伟人，在一手完全掌控了他人的生死大权且毫不受到制约的情况下，都极有可能会做出令后人深深遗憾的不问青红皂白便取“偏见”对象性命的事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