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看古书往往隔膜。书里写古人做了这事那事，但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往往会莫名其妙。陆九渊说不管千世万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没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其实哪有此事。就像春秋战国那些刚烈之人，刚烈到我们觉得不可理喻的程度。不要说我们，就是宋明之人也理解不了。当然，我们可以说他们轻生死重然诺，血气方刚，不像后人那样习惯苟安偷生，甚至还可以一直扯到“崖山之后无中国”之类的话头上去。但这些夸奖有点假，无非从故事前面退后一步，借着看不清楚的劲儿含糊夸奖，就像笑话里的近视眼赞匾一样。真要把那些事情拿到眼前一一审视，但凡诚实些的人是难以下嘴去夸的。这不是我们不够血性，而是其中的事物逻辑超出现代人的理解范围。

就像刺客里的专诸，他为什么要去帮公子光刺杀王僚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就是为了报答公子光的善待。但专诸还有个老母，他知道此去必然送命，老母在堂，不敢轻易答应。专诸的母亲为了打消孩子的顾虑，就瞅个机会上吊自杀了。李敖在《北京法源寺》里对此很是赞美，借人物之口夸专诸的母亲：“她死得真好。她一辈子平凡又平凡，她的一切，都化龙点睛在一个死上面。”“这是圣者的英雄境界，这是圣雄。”

这也就是放在古书里，如果是登在网站社会新闻栏里，大家只会觉得天下哪有这样古怪的母子，哪有这样奇葩的家庭？现代剧作家要想说圆这事儿，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给专诸找个大大的理由，比如反抗暴政、解民倒悬之类的话，就像《勇敢的心》里华莱士大喊一声：“Freedom!”整个电影就容易理解了。可惜当时人似乎并不做如此想，或者即便专诸真有什么政治见解，作者也认为并不重要，懒得记录，直接让他拿上剑出发了。所以，我们理解好莱坞的华莱士甚为容易，而理解《吴越春秋》和《史记》就甚为困难。

《史记》里还有一段“信陵君窃符救赵”，里头那位侯赢也很古怪。他帮信陵君找来位壮士朱亥，等信陵君和朱亥要出发了，侯赢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到时候他真的抹脖子自杀了。这真是死得太随意了，不免给后人出了个难题。侯赢为什么自杀，不光我们现代人想不通，明朝人也想不通。就像李贽读了这个故事后很感动，写了首诗赞美侯赢：“情知不是信陵客，刎颈迎风一送之。”李贽觉得侯赢自杀是为了激励朱亥。这就有点过度诠释了，从上下文里实在看不出这种必要。但没办法，在李贽生活的年代，人已经不太可能这么随随便便把自己这么弄死了，所以他总要为侯赢找出一个符合逻辑的动机来。

那个时候人们没这么麻烦，真是死得很随便。就像阖闾有次在宴会上吃鱼，吃到一半觉得好吃，让人端给女儿吃。女儿一看是吃剩的鱼，觉得受侮辱，自杀了；鲁国的臧贤被齐国俘虏，齐侯派宦官去慰问他，臧贤一看慰问他的是个宦官，觉得受侮辱，自杀了；晋国的狼瞫是国君的车右，主将先轸把他罢免了，朋友觉得他受侮辱了，一本正经的劝狼瞫“盍死之？”好像这是一个脑子正常的人提出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建议似的。

现代人会觉得这些人脾气真是太大了。他们太容易受侮辱，太容易随随便便死掉了。这倒不是因为我们怕死到欣赏不来勇敢，说到底，还是我们跟这些人物见解看法完全不同。我们看重的事情他们不看重，他们的苦衷我们又难有切肤之感。他们的生命和我们的生命，似乎完全是两种东西。

略萨曾经考察过一个印第安部落，我觉得里头的人就有点春秋式的悍勇决绝。渔夫一鱼叉下去没叉到鱼，觉得自己好失败啊，抹脖子自杀了。这种对生命的态度有点像我们对游戏的态度，这把没玩好就重新开一局。略萨对此既震惊又困惑，感慨说这样随随便便死下去的话，这个部落会彻底灭绝的呀。

我们也许可以强辩说：“放下具体境况不说，但是这种精神本身值得学习呀。”但正所谓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撇离了具体境况下的抉择，所谓的精神又从何而起？这么容易就把自己逼到死胡同，然后朝自己一刀砍去，其中的缘由对我们来说难以索解。现代人在伦理上给自己设计了种种退路，在生命价值上给自己加上了种种爱惜。我们已经做不出那种举动了，即便硬做了，也难有那种残酷的美感。那些壮士，放在两千年前的书里是英雄，放在现在却只是畸人，这就是所谓的隔膜吧。也许我们读历史，终究是读不太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