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名于新华社瞭望智库的某位作者日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别让李嘉诚跑了》，其中提到李嘉诚的财富并非来自完全市场经济，而是得到官方在基础设施、港口、地产等领域的大力扶持，文章批评李嘉诚在中国经济遭遇危机的敏感时刻，不停抛售在中国的资产，是对中国当初招安的过桥抽板；文章又指出，中国现在要做的是打压富豪，收买底层，扩大政权根基，李嘉诚对香港的意义无可替代，是稳定香港的基石，绝对不能让全部家产都转移。

这篇文章虽然揭示了一些不方便的真相，但这种哗众取宠的标题以及充满威胁的恶语句，显得很缺乏教养，只能说明恶劣舆论生态下低劣的言说品质，本来完全不值得当真，不过这篇文章被官媒转载，因而引起更广泛的讨论，使得李嘉诚撤资事件再次成为一个热点话题。

关于李嘉诚撤资事件以及公司注册地迁移到英属开曼群岛的事件，我在以前相关文章里已经做过分析，想说的话大体上都说完了。以李嘉诚的超人地位，他的撤离当然不会是一件纯商业事件，当然和中港之间政经格局的微妙变化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不过捕风捉影地去分析那些可能的政经八卦，显然很无趣。而另一方面，那些带有恐吓性质的言论，或许能震慑住一般商人，但对像李嘉诚这样的商业巨子，事实上也无可奈何，更何况，李嘉诚早有先见之明，已经完成庞大商业帝国的重新布局。

都说一叶知秋，从李嘉诚撤资这件事来反观中国经济困境，汲取其中包含之深刻涵义，是更有价值的知识探索，也可以藉此预判未来像李嘉诚这样的资本力量和中国经济体互动的图景。

虽然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依旧保持相对高速增长，但实际上如同大众所感知的，自从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明显的萧条期，这点可以从持续下行的PPI ,PMI以及用电量等基础指标中得到印证，也可以从官方政策应对，研究机构报告和社会情绪等纬度得到印证。

这种经济困境背后，既有周期性因素——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依赖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打破计划经济窠臼进行市场化组合，依赖于中国人创富精神的激发，也得益于中国加入WTO而获取的全球化红利，但这些驱动力不是永续的，房地产行业遇冷，出口行业竞争优势下降，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效率低下，说明固有经济发展模式遇到瓶颈。

当下经济困境更和深层的经济政治结构有关。以中国庞大而低效的国有企业为例，他们垄断了能源、电力、通信、铁路等重要基础行业，挤占消耗了大量廉价金融资源，而环境污染等外部性并没有反映在成本中，这些经济上缺乏合理性的国有企业，在政治上却有强大的话语权，无法通过市场过程得到自动矫正。

日前刚刚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虽然有一些推进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的表述，但其基本定调还是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加强和改进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这表明关于理解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以及基本经济理念，社会各界并没有共识，所谓经济结构改革也变成了一种修辞陷阱（请参阅笔者《“经济结构”的迷雾》一文）。

市场化停滞不前，过去数年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是央行海量的货币投放，这带来了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巨额负债，人民币贬值压力等一系列经济乱象，而根据经济理论和他国的历史经验，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漫长的滞胀，投资者从中国经济繁荣获得回报的好日子已经不再，在这种背景下，无论什么属性的资本，选择离开或转移到更安全的经济环境中去，是十分自然的选择。

因为媒体议程设定的原因，李嘉诚撤资吸引了大部分眼球，引起了更多针对性的讨论，但从真实的资本流动格局来看，数据更加惊人。从2014年6月到2015年8月，官方外汇储备减少接近5000亿美元，而加上同期5000亿左右的贸易顺差，资本外流总额相当惊人，显然是李嘉诚在大陆所抛售千亿人民币资产总额的几百倍了。这些资本外流具体原因或许有所差别，但也说明在资本外流格局中，李嘉诚并不是另类。事实上，像万达、复星、绿地这些顶着光环的企业，这些年来也以全球化战略的名义，大量地把资本转移到境外，这其中显然有分散资本运作国别风险的考虑。对于中国经济体而言，资本外流当然不能一定是坏事，但这种大规模的资本外流，显然是对中国经济环境和投资机会的差评。

如果说以今日中国经济的体量，李嘉诚的撤资带来的冲击更多的是象征性的话，那么每年几千亿美元的资金外流对中国经济体带来的冲击就是实质性的，这种资本外流不但影响国际收支安全，同时将导致一大批企业破产，带来失业潮流，这才是中国经济体面临的真正威胁。

当然危机也是一种必要的调整，很多时候只有危机才能带来变化。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失灵，既得利益阻碍经济活力迸发的当口，像李嘉诚这样用脚投票的模式，未尝不是一种促进经济环境改善的博弈方式，随着更多压力的积累，形成某种社会合力，消解既得利益结构的桎梏，推进市场化变革，再次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假以时日，或许也是一种可能的图景。

当然，商业回报从来不是一个简单考量，经济结构是镶嵌在政治和社会结构中的，经济结构改善需要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同步改善。一个社会的法治环境，法律对产权的保护，政治制度的公正和透明，等等因素都构成商业环境的重要部分。

就经济基本面而言，中国拥有庞大的市场空间，拥有丰富的企业家精神，人均GDP才刚刚达到8000美元，理论上还有长足的发展空间，而李嘉诚旗下公司拥有万亿资产，是一家真正全球性的企业，李嘉诚的商业帝国不可能和中国经济体彼此隔绝。李嘉诚自己也说过，将来要回来抄底的。如果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得到重新推进，法治体系得到确立，公共权力的规范性和透明度得到提升，那么届时李嘉诚的回归，恐怕是谁也挡不住的。